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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 年8月

潘绥铭 1950年生人，学者，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著有《神秘的圣火 性的社会学史》、《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 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性社会学》等。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7月，潘绥铭、黄盈盈合著的《性之变》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呈现了2000年、2006年与2010年三次进行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针对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调查研究成果。

潘绥铭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黄盈盈任副所长。论及性社会学研究，潘绥铭常提到“性革命”这一概念。他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是：“革命就是急剧的改变。急，发生在短时期内；剧，改变的幅度大。革命对应于改良、渐进、进步、发展等等。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中性词，没有政治含义，例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

正是在这急剧变革的时代，潘绥铭展开性社会学研究，对中国人新世纪十年的性关系、性行为、性生活进行调查分析。从这一角度来说，新书《性之变》不是定性研究，也不是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是调查问卷的定量的统计分析著作。当然，他致力于如实反映现实生活，除了问卷调查，还“卧底”红灯区，开展性教育，做性社会学研究，而不是躲进小楼，闭目塞听。

或许，正因如此，《性之变》看起来平和可亲。潘绥铭对现实之变乐观其成，接受采访时，他对说：“最近十年中，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 性福 、 、 MB 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仍然沉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这样的所谓 学术 ，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要也好。”

学术落后于“性之变”

新京报：新书《性之变》探讨的是21世纪头十年的变化，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949年前后，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潘绥铭：首先，由于2000年之前没有随机抽样的全国调查的成果，因此无法用统计学的方后来法来进行对照。其次，当然可以进行定性的历史比较。在《性之变》的开篇，已经定性地论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更加久远的历史发展情况，在我以前的著作中都已经论述过了，因此在《性之变》中不再详述。

新京报：这十年，也是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她们的觉醒，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潘绥铭：《性之变》只能从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角度揭示中国女性的变化，调查问卷中没有包括女性的整体情况和社会地位状况，因此无法反映这些方面的变化。

如果定性地来看，我觉得“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稍有夸张。它很可能主要表现在“私领域”之中，在“公领域”中很难得以证实。尤其是与西方女性的性别革命的历史情况相对照，相差实在太远。因此只能是像我在《性之变》中所说的那样：到21世纪，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现在就加以总结，为时尚早。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性开放的中国女性没有显著地增加，那么男人的性开放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迅猛发展。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这本书有时用语颇具生活气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笔法。这是你在消解主题的敏感性吗？

潘绥铭：我没有过你说的这种考虑。《性之变》是实证研究的著作，而不是抽象思辨的哲学书，因此它本来就应该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不是使用作者臆造的各种概念来剪裁生活。

尤其是，学术永远是远远落后于生活发展的。最近十年中，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性福”、“ ”、 MB 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仍然沉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这样的所谓“学术”，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要也好。我自己努力过了，提出了“性趣度”、“性风采”、“亲密消费”、“性福度”、“性取向度”、“性总分”等概念，现在只等同仁的批评了。

性教育应具有学术性

新京报：在上，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对你的性社会学研究很好奇，想报考你的研究生。另一方面，大学的性教育相当欠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互为因果。现在，大学性教育的整体状况如何？性教育课程有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必修课的可能吗？

潘绥铭：我认为，在大学本科阶段，所谓“性教育”应该更加具有学术性，也就是引导大学生去分析全人类的和全社会的性（Sexuality），而不仅仅是解决自己个人的性问题。国际上的大学教科书中，关于Sexuality的都是这样的内容。

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85年的时候，连医学在内，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Sexuality的课程；但是到2012年，仅仅据我所知，除了医学，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只不过名称并不统一而已。

至于何时可以成为必修课，我不这样看问题。首先是因为Sexuality课程不是宗教灌输，没有必要搞“大一统”和“一刀切”。总会有些老师有志于开设这个课程，政府和大学所做的仅仅是不禁止即可。我们性社会学研究所过去就资助过这样的老师，今后也将如此。但是，我们没必要去呼吁当局允许，而是要对任何一级行政领导的禁止进行问责。

其次，在互联如此发达的今日，如果大学生真的对Sexuality感兴趣（包括自己希望获得帮助），那么即使没有课堂教学，也完全可以自己主动搜索到，而且往往内容更多。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直到今天还在阻碍着大学生这样做？

新京报：你带的研究生主要有哪些学习内容？毕业后，从事性教育、性社会学研究的多吗？

潘绥铭：我已经有14位博士生和2位博士后毕业，他们主要是在各个大学中任教，其中至少有4人已经开设了与Sexuality有关的课程，其他人将来都有可能开设。这既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人生中最为欣慰之事。

还有一位女生去了国际著名公司做客户研究，录用她的最主要理由恰恰是因为她随我在红灯区做田野调查 个月之久。该公司认为：在中国，如果连“ ”都能调查，那么调查我们的用户就不成问题了。

我的博士生在校期间，除了理论学习与研究之外，每个人都曾经出国进修或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些是多次。他们也都参加过我组织的各次性调查，只不过调查内容不同而已。但是他们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他们自己独立做调查的成果，并不是使用我组织的调查的数据。总之，由于中国的性研究的圈子很小，因此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站在学术前沿上了。

谈农民工性需求有炒作嫌疑

新京报：农民工常年在外，性需求难以解决，形成了一批“临时夫妻”。你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潘绥铭：《性之变》中，有一些关于“不婚同居”的论述。我认为，所谓“农民工的性需求”，多少有些炒作的味道，甚至有贬损底层人民的嫌疑。怎么不去讨论讨论那些长期住在国外的使领馆官员、工程师、商人？

新京报：今年，时常传出中小学生被性侵的，其中包括男老师对小男孩的性侵。我们大多会关注受害一方，但可能也需要了解施害人的动机、心理。你对这一类事件中的施害人，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

潘绥铭：我要反问：这样的事情，以前就少吗？不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就一定更少吗？或者说，以前性侵中小学生的人、现在性侵非中小学生的人，就一定更加可恨/不可恨吗？国际上，对于广义的强奸犯的研究已经至少有100年了，对策也多如牛毛。为什么我们不引进呢？这才是真问题。

新京报：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危险，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新兴工具之于性，在你看来，是潜在的危机还是挑战？

潘绥铭：这在《性之变》中已经讨论过了，可以再补充一点内容：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只要有可能，都会迅速地运用于“性”的方面，但是迄今在英国一个可以值20英镑。”昨天为止，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例如，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 ”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可是要想建立“ ”，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是比尔·盖茨所说的“虚拟现实”电脑技术。

（实习：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