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信托薛小峰化解慈善信任危机需要推进公

近几年，以事件为代表，一系列与慈善机构相关的声誉风险事件相继曝光。这些事件不仅引发公众对于慈善机构内部管理的普遍关注，而且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国内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情况较2012年更加严重。以“因灾死亡（含失踪）人口”作为灾害损失衡量指标，2013年为2284人，同比大幅增长49.3%。然而2013年民政部门和各类慈善组织接收的社会捐款合计为566.4亿元，同比反而下降了1.1%。

慈善行业与行业经营的核心均在于“信用经营”。目前慈善机构遭遇普遍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既有国内慈善行业发展尚处于幼稚期，行业、监管体系不尽完善的外在因素，也有慈善机构自身运作不规范的内在因素。从目前慈善活动开展实践来看，公众在财产捐赠前端参与多，而对于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受助项目实施情况等慈善活动的中、后端缺乏了解。造成这类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捐赠人与慈善机构在慈善活动中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导致捐赠人与慈善机构之间权利失衡，并逐步演变成为公众对于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

2001年颁布实施的《信托法》明确了公益信托在公益事业中的法律地位。借助公益信托，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在慈善活动中的话语权，加强公众对于慈善活动前、中、后端全面的监督，逐步化解慈善行业面临的信任危机。

加强公众对于公益活动的监督权无疑是提升公众话语权的基础。对于公益信托实施监督最基础的方式就是由委托人（捐赠人）直接对公益信托进行监督。《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由信托监察人作为受益人代表履行对受托机构的监督。信托监察人一般由具备良好社会公信力和履行监察人职责所需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或第三方中介机构担任，如紫金信托“厚德系列公益信托计划”选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百瑞信托“郑州慈善公益信托计划”选择郑州市慈善总会作为各自公益信托的监察人。由外部机构对公益信托实施监管也是增强公众监督权的一种重要方式。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开展公益信托过程中不仅要接受银监体系对相关信托事务处理的监管，而且还要接受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监管。

通过多种方式综合运用可以有效保障公众对于公益信托的监督权，与此同时，通过公众与受托机构之间的双向交流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信息对称性，提升公众知情权。在公益信托募集阶段，委托人需要和受托人签署书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不仅为委托人提供了公益信托重要信息，而且为委托人后期监督提供了参照依据。公益信托正式成立后，受托机构将会定期出具信托事务管理报告，就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捐助项目的实施进度等进行信息披露。除了定期信息披露，当信托事务出现重要变动时，包括信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捐助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等都会进行及时信息披露。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帮助委托人及时了解公益信托进展。在公益信托终止阶段，受托机构需要出具清算报告，就信托财产使用情况、剩余信托财产确认、归属进行说明。

此外，导致慈善行业信任危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公众主动选择权有限。当慈善机构在管理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时，公众只能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行使选择权。由于公众主动选择权有限，无法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慈善机构的优胜劣汰，造成了慈善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越发突出。采用公益信托，委托人不仅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可以主动要求变更受托人，行使“用手投票”的主动选择权。

同时在公益信托合同中需要明确约定受托人解任、辞任条件。如果出现受托人在信托事务管理过程中未按照信托合同约定而出现过错等情况，委托人就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请公益信托监管机构更换受托人。由监管机构安排新的受托人并监督信托事务交接过程。通过委托人主动行使选择权，实现受托人优胜劣汰，促进公益资源优化配置。

（本文作者为紫金信托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经理助理）